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郁达浮在日本的时候就有小说《银灰色的死》在国内报纸发表，随后出版中国第一部新文学小说集《沉沦》，比鲁讯的小说集《呐喊》还要早一年。

在新文学领域。他是中国除了鲁讯之外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。

到了1927年，他都准备出版《达夫全集》了。

当然，他的名气和林子轩没办法比，不过林子轩是作弊。他可是真才实学。

徐至摩的诗歌天赋不用多说，就算没有《再别康桥》，也能写出无数才情飞扬的诗句来。

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”

像这种诗句没有一点小才华还真写不出来。

所以，读者可以批评他的人品，但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才华。

徐至摩和郁达浮都是有真性情的人。他们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或者不公就会说出来。

比如，徐至摩对苏联的批评，郁达浮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抨击。

然而，他们两人毕竟不同，这点从梁时秋对两人的看法中可以得到印证。

梁时秋属于文坛后辈，新月社的成员，和创造社也有联系。

在新文学领域，按照文坛辈分来说，胡拾和鲁讯属于启蒙者，林子轩和徐至摩属于开拓者，沈丛文和梁时秋就是文坛后辈了。

梁时秋对徐至摩非常敬佩，对郁达浮则较为厌恶。

有一天，徐至摩去看望梁时秋，看到院子里有围棋，便要求和梁时秋对弈。

徐至摩棋力较高，到了中盘，大势已定，他没有穷追猛打，反而借故离开。

这就是绅士风度，也是徐至摩能够交游广阔的原因。

他会照顾朋友的情绪，不会使人难堪，有种文人名士超然洒脱的气度。

相比较而言，创造社给梁时秋的感觉就是颓废。

“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，路过上海，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，见到郭、郁、成几位，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，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，尤以郁为最。”

“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，吃大碗的黄酒，一直吃到另一端，在大世界追野鸡，在堂子里打茶围，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。”

还有一次，郁达浮北上到了北平，找到梁时秋。

当面提出两点要求：一是访圆明园遗址，二是逛北平的四等窑子，这让梁时秋更为不喜。

梁时秋在文章里这样评价郁达浮。

“譬如郁达浮先生一类的文人，报酬并不太薄，终日花天酒地，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，而提起笔来，辄拈酸叫苦，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，不得已才沦落似的。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。”

在中国古代的文坛，有名士和狂士的说法，如果说徐至摩是名士，那么郁达浮就是狂士。

这和两人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

徐至摩家境优渥，是大家族的公子哥，有成为名士的资本；郁达浮家道败落，难免愤世嫉俗，颓废彷徨，这就是成为狂士的条件。

其实，无论是名士还是狂士，只要具有真性情，不虚伪，便可以结交。

当林子轩在海上漂泊的时候，在上海，或者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改变国内局势的大事。（~^~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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